“安乐死”没有痛苦?别看走的很安详,但它的痛苦程度超出你想象
<<·——前言——·>>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认知让我们感受到了残酷与清醒。
死亡对我们而言一直讳莫如深。是啊,蝼蚁尚且知道偷生,何况我们?但是很遗憾,从生下来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我们随时要面对的事。
知乎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给你100种结束生命的方法,你会选择哪一个?不出所料,90%的人都选择了“安乐死”。
在我们看来,既然无法避免死亡,那就选择一个最安全,最快乐的方式吧。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而安乐死可以让我们在临终之际安静的闭上双眼,就像一片睡着的秋叶。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一如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无知,无畏。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安乐死真得就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吗?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国为什么不能把它合法化呢?
<<·——因为安乐死,他差点家破人亡——·>>
1986年,陕西汉中市传染病医院里往进了一位特殊的病人,一个叫夏素文的老太太,她患了肝硬化腹水,这种病其实就是肝硬化晚期,老太太腹腔积水已经非常严重,但以人类现有的医学水平却束手无策,唯一能做得就是通过医疗介入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以及缓解病人的痛苦。
说这个老人特殊是因为她的儿子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而她的主治医生是儿子的好友兼同事蒲连升,蒲连升即是院长助理,同时也是医院肝炎科主任,他医术精湛,行事稳妥,如果没有后来的事,他本该有个令人羡慕的锦绣前程。
因为和夏素文儿子王明成的关系,蒲连升平日里对夏素文多了几分关注。他深知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对夏素文的病情没有太多意义,他也了解老人不想长时间呆在医院的心思,因此在夏素文的一再要求下,蒲连升同意了她回家疗养的请求。
回到家后夏素文病情一天比一天糟糕,肝腹水的并发症给她带来了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痛苦,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夏素文被病痛折磨的生不如死,一次次用头撞击墙壁,嘴里发出痛苦的哀嚎:“求求你们,让我去死吧,我真的受不了啦。”
夏素文子女众多,但只有王明成一个儿子,看到被病痛折磨的惨不忍睹的老母亲,儿女们个个心如刀绞,但又无可奈何。
无奈的他们再次把夏素文送到了医院,但医院随即给她开了病危通知书。
在夏素文弥留之际,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之时,她会柔弱而坚定的乞求儿子王明成:“让我死吧,去求求医生让我死。”
做为医生,王明成见惯了生死,面对病人他可以做到无动于衷,他更明白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此刻他面对的是自己挚爱的老母亲,是为自己辛苦付出一辈子的妈妈,长久的挣扎过后,他和一个妹妹一起来到了蒲连升的办公室,二人咚得一声跪在了蒲连升的面前:“求求你,就当发发慈悲,让我妈走吧!“
看着跪在地上泪水长流的姐弟俩,再想想老太太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身体,医者父母心,蒲连升心软了,在考虑良久之 后,他让王明成以及夏素文本人都签署了一份责任认定书,之后,他对夏素文注射了一剂药物,很快,饱受病魔璀璨的老太太终于结束了一切,疲惫而安翔的合上了双眼。
目睹这一切的蒲连升自认为,在人道主义上,他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谁也不曾想,这件好事将要给他带来滔天大祸。
夏素文在被执行安乐死时,因为有两个女儿身处外地无法回来,当他们风尘仆仆的来到家中,看到的是摆在屋中母亲的遗像。问明缘由之后,他们愤怒的把蒲连升告上了法庭。
至此,蒲连升开始了漫长的打官司以及从牢的历程。1986年蒲连升第一次被抓,3个月之后被取保候审。1987年再次被抓,在监狱里整整呆了一年之后再次被取保候审。1990年3月官司正式开庭,1991年5月被判无罪。但随后检察院抗诉,蒲连升也选择再次上诉。1992年6月经过二审最终维持原判。
将近7年的时间里,本该治病救人的蒲连升却辗转在法庭与监狱之间。不仅工作丢了,家庭也支离破碎,事后有记者曾为此采访过他,事隔多年的他仍讳莫如深,只说了一句:“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即使给100万他也不会再做”。
<<·——徘徊在情与法之间的安乐死——·>>
在夏素文案件里,蒲连升犯下的是故意杀人罪。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安乐死在我国法律里仍然属于违法行为。
生活不是神话,医学再发达也有触摸不到的禁区,在病人行将就木之前,让他能够减少痛苦,有尊严的离开,是家人心中唯一的安慰。
尽管我们会认为它合情合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任何事情都需要以法律为准绳。安乐死如果被合法化,那么它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伦理和道德。毕竟我们无法保证所有的被执行者都能够根据流程严格执行。
据了解,安乐死已经在国际上慢慢得到了认可,很多国家开始试行合法化的安乐死,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国家,随后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士等也紧随其后,承认了安乐死的合法化。并且瑞士还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帮助外籍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松了一口气,既然瑞士可以帮助外籍病人实行安乐死,那我们的身后事岂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尽管瑞士有这样的政策,但却不是谁想去谁就可以去的,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确认一切符合之后才会对申请人进行审批,而审批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无法得知。
首先,做为申请人需要加入瑞士的安乐死会所,加入的条件除了一定的钱之外还需要各项身体指标检测报告。成为会员之后,会所会对申请人的所有情况一一进行走访和了解。
第二个条件就是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并且有病例,还需要相关医院出具申请人的存活时间只有3到6个月。
第三个条件需要被执行人和所有的直系亲属签订知情书,并保证一直到病人被执行之后永不后悔,自愿放弃法律追究的权利。
符合了以上三个条件,那么安乐死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审批。
这是在别的国家关于安乐死的现状,我们看到了人性化的一面,但是在中国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1986年蒲连升事件让大众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安乐死,随着事件的蔓延,医学界也开始研究和探讨这个话题。
1988年,中国医学界众多专家共聚一堂,展开了关于安乐死的激烈辩论。结果有90%的人同意安乐死合法化。
随后中央广播电台还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但结果只有50%的人同意,剩下的都持反对意见。
1988年,全国人大代表严仁英等人也向会议提出了安乐死合法化的议案。代表们说,既然人终有一死,体面地离开是对他们最后的尊重。
此消息一出,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的倡议。
2002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参会者田世成也提交同样的建议,他说:“安乐死不应该被继续逃避,既然无法逃避就要直面应对,国家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早日让安乐死合法化。”
2003年,全国“两会”召开,代表们再次提出文案,呼吁国家早日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但是,所有的提案都没有得到支持,事后都不了了之。原因是安乐死虽然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但生命权同样不能被漠视,任何情况下,生命都不能被随便剥夺。
2021年2月,《人口学刊》刊登了一份问卷调查,关于安乐死是否合法的建议,有776名公众接受了调查,大家都同意把安乐死合法化,但更多人建议可以采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
大家认为安乐死也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选择权,在生命最后一刻里,我们有权利选择如何和这个世界说再见。
<<·——安乐死真得安乐吗?——·>>
2018年,日本播放了一个仅有四分钟的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小岛的女病人被执行安乐死的过程,她用四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对生命的落幕有了一个最为直观的感受。
安乐死需要被执行者自己注射药物,视频里的小岛早已被病痛折磨的面目全非,但她仍坚定的拿着针管对自己的身体注射进去。看到病床前亲人一个个哭得通红的眼睛,小岛微笑着向家人一一表示感谢。
在和家人一一道别之后 ,小岛安心的闭上了眼睛。
表面上看,她好像没有经历任何痛苦,但实际上,在生命消失的最后几分钟里,人身体的细胞没有死,卖力的为拯救主人的身体而运转着。尤其是脑细胞,在最后一秒它依然是清醒的,就如小岛一样,在闭上双眼等待死亡的那一刻她什么都知道,但已经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她,是否安乐?谁也不知道。
<<·——结语——·>>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死亡不是终点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它,探讨死亡,正是为了好好活,所以,珍惜每一个好好活着的瞬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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