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理解中国要从《史记》读起？

电视剧《司马迁》（1997）剧照。

3月23日，“三联领读计划”首期活动在北京三里屯国际青年人才会客厅举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进行了题为“阅读《史记》，理解中国”的讲座，通过领读《史记》，并结合自己的作品《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介绍如何阅读《史记》，以及阅读历史的重要性。

韩昇在“三联领读计划”首期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编撰方式，“本纪”“世家”“列传”配合“表”“书”让多角度、多层面、细节丰满的历史记载成为可能，使《史记》得以突破政治史的框架，纳入了翔实的社会史，极大拓展了历史记载的范围，为我们阅读、理解历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成为中国史学的正统。

史书浩如烟海，为何理解中国要从《史记》读起呢？

韩昇认为，《史记》的格局很大，容纳了从黄帝到汉初三千年的社会文化传统，记录了其间礼仪、制度、规则、思想的变迁，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整部《史记》的主线，就是通过历史记述来回答华夏民族从哪里来、如何坚韧不拔地发展、建立了什么样的文化传统。

韩昇把《史记》的贡献概括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具备奠基意义。对中国文化的奠基在于建构了一种历史观，影响至今。《史记》强调“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希望根据历史变迁，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在这种观念指引下，司马迁特别强调黄帝作为人文始祖、尧舜禹作为政治典范的意义，塑造了一种追求人文化成、民本的文化。同时，司马迁还把历史上中原及周边各部族纳入了黄帝一脉，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塑造了“大一统”的观念。

《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韩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6月。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首先要读懂中国。”那么，中国从哪里来？中国在哪里？中华民族的魂是什么？韩昇说，之所以读历史要从《史记》读起，是因为司马迁写下了中华民族的谱系，也就是《史记》的第一篇——《五帝本纪》，“他不仅奠定了我们的历史，还奠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根脉。五帝从黄帝一直下来，到后面接续的尧舜禹……大家都认同黄帝、炎帝，我们这个民族就凝聚起来了。”

韩昇分享道，全世界关于“始祖”的传说有几大文明，基督文明在《旧约全书》中说上帝创造了世界，用泥土捏了一个人，人是神制造的，也就是亚当夏娃的传说。人会犯错误，所以不是神。但他是一个具有神格的人，因为他们的繁衍才有人类的诞生。包括其他民族的创世神话，人都是神造的，只是不同的地点造出不同的人。但在《史记》开篇，“黄帝者，少典之子。”这个意涵就很清晰，人是人生的，人不是神造的，“中国一系列的变化，都可以在这条线上激发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人。”黄帝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始祖？韩昇说，“因为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奠定了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了解大自然运行的规律，根据大自然运行的规律来从事生活、生产，观测天下。依照规律繁衍生息，这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韩昇认为，中国远超四大发明的首先是天文历法，“到今天我们还能感觉到24节气是很准的，黄淮流域以此为基础，中国的气象、星象变化，日月星辰变化的规律，有了生产生活以及根据生产生活所决定的人类社会一些基本的生存规则，根据这个来定。”韩昇指出，司马迁给我们塑造黄帝是人文的始祖，我们用人文的始祖塑造文化的源，而不是用神来塑造文化的源，“所以这样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诞生了。这么一种民族，它的整个谱系就构建起来了。”从五帝一直到尧舜禹，每一代都对这个民族有巨大的功绩。

司马迁写《史记》给自己定了三个标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人对自然的能力比较低，工具比较原始的时候，要看天意，气候气象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黄帝到尧，都很注重自然规律的发现。我们顺从自然，做任何事情都去问天，问天意行不行。”韩昇进而表示，“问天”还诞生了我们的文字，“文字一定要成为语言的系统才可以完成意思的沟通，这是很重要的。单个文字的出现并不那么重要，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到商朝我们系统的、完整的汉字形成。”

“祖宗告诉我们，人做事天时地利人和，第一个是天时，不能逆天而动，不能反规律。还要有地利，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缺一个都做不成。甲骨不是谁都可以烧的，必须是具有神性的人去做，神才会接受。那这种人，我们把他简单用一个字分类，就是‘巫’。”韩昇表示，“巫”包含知识的系统和史的系统，“巫”是天时和人的关系，天人合一的系统。从颛顼时期一直到周朝，司马家都是占卜的家族。

韩昇指出，甲骨上看到的“史”，上面是一个“中”字，刚正不阿、客观真实称为“中”，下面是一个“首”字，也就是说，人客观真实地去记录事情的整个过程，这就叫作“史”。只有“史”，才有资格谈通古今之变。从“巫”到“史”，才有了第三句，“成一家之言”，用个人的生命体验去看透历史。“三方面结合起来……完成了这么一部经典之作，所以这部书才需要我们用心去读。”

韩昇以《史记》中的记载为例，谈到了“识人之明”和“识势之明”。“识人之明”是看清楚人的能力。韩信是个负面案例，他在天下大定时对刘邦毫无防范之心，使他丢掉了性命。“识势之明”是看清楚形势的能力。苏秦以对山川地理和人力物力的认知，游说东方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多年。拥有“识人之明”和“识势之明”，再结合历史的思考，才是真正的历史智慧。刘邦的谋臣结合天下初定的形势、易守难攻的地理以及秦国的历史经验，建议定都关中而非洛阳，这才造就了汉王朝的安定。